自由港政策——香港成功的重要秘诀
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9月29日挂牌成立， 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。有人形容上海自贸区的建设，如同在上海再造一个“小香港”。

香港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典范，美国传统基金会和《华尔街日报》2013年1月10日发表的联合报告显示，香港连续第19年位列“全球最自由经济体”榜首。坚持自由港政策，正是香港 一百多年来，从一个渔村逐步发展为世界贸易、金融中心的重要秘诀。

自由主义催生自由港

早在《南京条约》签订之前的1841年6月7日，英国侵略军上校义律就单方面地宣布香港为“自由港”，“不向英国政府支付任何款项”。此时的“自由港”，与现代意义上的“自 由港”含义有所差异，指的主要是向英国的各个企业开放，而不是被相当于当时的“国企”的皇家特许公司（如东印度公司）垄断。英国在香港建设自由港的尝试，与经济自由主 义当时在英国本土的兴盛密切相关。

19世纪中期，自由贸易的信念在英国政坛上如日中天。当时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，执世界工业技术之牛耳，倡导乃至强迫别国遵行自由贸易的原则，对英国的经济利益非常 有利。无论是托利党（保守党的前身）还是辉格党（自由党的前身）的政客们，都近乎宗教般狂热地信奉自由贸易原则。他们相当真诚地认为，自由贸易将造福所有国家，带来普 遍繁荣，还能增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，消弭争端和战争。英国工业资本家当时对与中国贸易的前景持乐观态度，希望每个中国家庭都能穿上兰开夏生产的衬衫。因此，英国把香港 作为自由贸易理念的一块“试验田”。1843年6月3日，英国殖民地部文件中记载了英国殖民地部常任次官詹姆斯•斯蒂芬爵士的主张：“香港必须实行其他英国殖民地闻所未闻的做 法……（香港的）法规和条例……在很多方面应该服从超出其制订者预料的迫切需要”。

此后，港英当局虽然很快开始在香港征收各类赋税，但香港向全世界商船开放（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除外）的自由港地位长期维持，只有日本占领时期（1941年-1945年）曾 经中断。香港因此发展为世界最重要的转口贸易港。

巧妙应对美国对新中国的禁运

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，英国是北约的创始会员国，美国的铁杆盟友。但是，在美国政策危及香港自由港地位时，英国表面上配合美国政策，实质上却在最大程 度的维护香港的自由贸易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多转口香港，西方的贸易禁运使得转口贸易大大减少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西方对新中国进行贸易禁运。禁运政策是对香港自由港地位的严重破 坏，当时包括两种形式，一是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实行的战略物资禁运，二是美国自己实行的禁止一切对华贸易的全面禁运。

据英国学者弗兰克•韦尔什的《香港史》记载，为了实施禁运，美国派出一批检查人员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，以确保不让任何来自“红色中国”的产品直接或间接的进入美国的“自 由土地”。为了让美国的禁运检查官员满意，英属香港殖民地当局不得不证明出口货物的“意识形态纯洁性”。虾或许是在英属香港管辖的水域捕获的，但是这种甲壳动物擅长游 泳， 它出生在哪里，是在哪里生长的呢？谁也无法判断它们是不是从“共产主义的广东”渗透到“自由世界”的。因此，由于无法找到明确的证据说明虾的来源，香港的虾被禁止 向美国出口。鸭子的出口也面临同样的困难。鸭子很可能是在英属香港孵化、饲养和宰杀的，但难以保证鸭蛋不是从广东运来的。

因此，港英当局表面上追随美国对新中国进行禁运，实际上则对走私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，粤港之间往来的商人就在爱国主义和利润的刺激下进行大规模 的走私。此时，港英税务机关与走私者达成默契，避免冲突，分享利润。时任港督葛量洪后来在书中写道，走私者与税务官员常常约定，税务官员“在某一时刻……到甲处，这样 走私者就可以在乙处附近蒙混过关”

朝鲜战场上的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麦克阿瑟认为，英国并未忠实履行盟友义务，对新中国的禁运不够积极。他说，在禁运之下，中国仍然能够设法获得重要的军事物资，香港继续 获得贸易利润证实了这一点。英国政府不得不反驳麦克阿瑟的指责。曾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英国首席检察官哈特利•肖克罗斯爵士称，查获的唯一的违禁物品是一架照 相机，很难说有什么战略意义，共产党中国从英属香港进口的军事物资的数量几乎为零。肖克罗斯进一步反驳说，虽然香港对华贸易大幅度下降，日本对华贸易额的月平均值却从 1950年年初到年末上升了5倍之多，而日本就在以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的“盟总”的管治之下，暗指给新中国提供物资的其实就是美国，让麦克阿瑟哑口无言。

朝鲜战争结束后，中美关系有所缓和，英国趁机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与中国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。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，香港的饮用水和农副产品主要依赖中国内地供应， 内地与香港之间贸易额迅猛增长，香港成为真正的全方位开放的自由港。

与宗主国施行不同的经济制度

自由港政策并不是单独存在的，而是嵌入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整个经济体制之中。二战后的欧洲经济政策一度普遍左倾，要求政府加强管制，促进社会福利。而港英当局则坚持小政 府、低管制，不惜消极对待英国的指令。1958年5月23日，在听取工党议员桑顿的报告后，英国议会下院通过决议“获悉（香港）的工作环境如此恶劣，深感不安和忧虑，认为必须 改善这种状况”。而当时香港舆论大多认为，这是英国纺织业面临来自香港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而想出来的借口。因此，港英当局并没有按照英国的要求增进福利，1963年英国下 院辩论中，香港工厂工人的悲惨处境再次受到关注，港英当局仍然我行我素。到20世纪70年代，香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完全独立于英国。

2006年，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在美国的《华尔街日报》网站上发表文章称，尽管英国的经济制度曾颇具社会主义色彩，但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却实行了自由放任的 资本主义政策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人郭伯伟(John Cowperthwaite)。郭伯伟于1945年被派往香港从事财经工作，并在1961-71年期间主政香港的财政司。郭伯伟支持自由 放任的经济政策是出了名的，他甚至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数据，担心这会给政府官员以增加干预的借口。他的继任者夏鼎基(Philip Haddon-Cave)提出了“积极不干预”一说，用以 描述郭伯伟的做法。这种经济自由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香港是个非常贫穷的小岛，人均收入仅为英国的四分之一左右。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，香港的 人均收入已同英国基本持平，英国在同期也经历了高速的增长。

香港的自由港地位，在回归之后得到了充分的保障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“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自由港地位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不征收关税”，第一百一 十五条规定“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，保障货物、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”。